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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寒郭敬明 王安忆不关心:他们是另一体系
王安忆 可凡倾听 曹可凡 韩寒 郭敬明
[ 编辑:admin | 时间:2014-10-20 08:54:33 | 浏览:140次 | 作者: 大喻頭 ]
曹可凡与王安忆 曹可凡与王安忆 王安忆 王安忆 王安忆 王安忆

  新浪娱乐讯 王安忆,一位享誉文坛三十载的著名作家,从早年的知青文学、寻根文学到后来的海派文学,她在各个时期均有佳作问世,且数量丰厚、题材多样、风格多变。生于文学之家,母亲茹志鹃对她有何影响?代表作《长恨歌》被奉为海派文学经典,小说中的市井百态与她自身的生活经历有何关联?被评论界称为“张爱玲后又一人”,她对张爱玲又有什么独到见解?她又如何看待饱受争议的年轻作家?10月18、19日19:30,SMG艺术人文频道《可凡倾听》将随王安忆一同领略那些海上文坛故事。

  忆母亲:茅盾的赞扬改变了一家的命运

  众所周知,王安忆的母亲是著名作家茹志鹃,1956年,茹志鹃的小说处女作《百合花》发表后,因为用清新、俊逸的笔触来描写战争,被一些人认为“缺乏阳刚之气”饱受争议,再加上丈夫归国华侨王啸平被划为“右派”,一时间口诛笔伐,大有“围剿之势”。这时,茅盾先生在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上发表《谈最近的短篇小说》,用两千多字的篇幅,高度评价了茹志鹃的《百合花》。两人素昧平生,但茅盾的仗义执言,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青年的命运,同时也改变了她的家人。

  在接受《可凡倾听》专访时,王安忆直言不讳,茅盾先生不仅是慧眼识珠,“更大的是一种勇敢”。因为在那个意识形态非常紧缩的情况下,大家都不断在要求修正,在这种不自然的状态下,茅盾先生能够一下子指出《百合花》的价值,对当时整个文风都很有影响。“他使我母亲有自信当一个作家,不仅是她,似乎我们一家又有了一个合法的身份。包括后来经历文革,我们都没有受太大的苦,都是靠我母亲。”

  写作才能因写信被发觉,首次投稿“走后门”

  不管是先天的遗传基因还是后天的言传身教,王安忆走上文艺这条道路,在许多人看来应该是水到渠成。但在王安忆看来,其实双方最初都处于互看不顺眼的状态:“我就不是听话的小孩,母亲的指点我从来不听,我对父母那一代人的价值观、意识形态、成就,都挺不屑的。”而茹志鹃因为丈夫的遭遇,并不赞成孩子们走文艺道路,不给推荐孩子们书看,甚至不让喜欢画画的王安忆去学绘画。

  但一切就像命中注定一般,王安忆的人生轨迹终究还是向着文学步步趋近。1970年,16岁的王安忆离开上海,去往安徽淮北农村插队落户。她在写作方面的才能在一封封写给母亲的信件中被发掘。“母亲觉得在一群陌生人中间,必须要找点乐趣,让我觉得生活有希望,这乐趣可能就是写作,她让我通过写日记去反思生活,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她支持我写作。”王安忆甚至觉得,母亲要自己写信,是因为她很无聊,“那时她也没书看,觉得小孩子写的东西满好看的。”

  后来在母亲的“帮助”下,王安忆的一篇散文被收录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知识青年的散文集里,其中就有当时已经出名的叶辛、王晓鹰[微博]、王周生等,张抗抗是责编,虽然她笑称有“走后门的嫌疑”,虽然最终书没有出来,但这给了王安忆很大的鼓舞。

  说朋友:没有陈映真,就没有我今天

  1983年,王安忆与母亲茹志鹃一起远渡重洋,参加了美国爱荷华大学“国际写作计划”。这段经历对王安忆的写作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,尤其是她结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文友,其中,来自台湾地区的作家陈映真对王安忆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
  “我们这些作家开始从事写作的时候,正好是四人帮刚打倒,文革刚结束,我们刚从知青的命运里挣扎出来,带着很多愤怒,要对我们经历的这个时代进行一个激烈的批评。”但是遇到陈映真,王安忆说他带给自己的一种提醒,一开始她很受不了,好几次和他争论,争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“他说你这算什么,有什么了不起,你看看我们周围的这些作家,有个南非作家,他的母亲在精神病院,他说这是自己终生的十字架;有一个从东德跑去西德却一点也不快乐的女作家……每天发生这么多的世界大事,你这算什么?他通过和我之间的争论,只为了告诉我一个主题,就是你必须要知道你的理想是什么,你所向往的是什么。陈映真,我觉得他对我有一种责任心,后来在我们离开爱荷华后,他还特地给我安排了一个旅行路线,让我去见他的朋友,让那些朋友给我叙述他们的生活。陈映真对我来讲,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,没有他,我今天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了。”王安忆在《可凡倾听》中如是说。

  在这次爱荷华的旅途中,王安忆还遇到了之后被她戏称为“思想伴侣”的画家陈丹青。“他是我这次美国之行中特别重要的一个邂逅。他是这样一种朋友,我们会一两年不见面,可一旦见面,我们说的话好像就是昨天的话题,这是先天的相似,加上长期累积的默契,虽然在两个空间,可我们关心的事情还是比较一致的。”

  莫言曾想两人共获“诺贝尔文学奖”

  2012年,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件头等大事。王安忆与莫言年龄相仿,同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,彼此惺惺相惜,有趣的是,十多年前,莫言邀请王安忆一起同游瑞典,当时莫言还曾希望,能和王安忆一起得诺奖。“当时,那边主要是请莫言,然后说最好能够再带一个作家来,两个作家比较好接待。所以,他就一定要说动我去。这一路上,当然谈到了诺贝尔文学奖,我们去了瑞典文学院,又去了颁奖的地方,还去了获奖者住过的酒店,在里面吃了蛋糕,反正就好像要重走一遍一样,为以后做准备。莫言非常忠厚,那个时候我们都被诺贝尔奖给兴奋着,他就厚道地问接待方,有没有可能两个人同时得?他们回答历史上有过先例。那次旅行也挺有意思的。”

  对于莫言这个老朋友,王安忆认为评委们很有眼光:“诺贝尔文学奖里有一个条件,是我比较欣赏的,就是要持续性地写作。回顾我们中国的历史,只有在我们这个时代,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写作。之前救亡、内战,后来又是文革,写作生涯永远被打断的。只有到我们这代人才有真正的持续性写作。”但她仍坚持认为,莫言最精华的极品文章仍是他的短篇和中篇小说,比如《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》、《野骡子》、《牛》等。

  评文章:上海有遗憾,《长恨歌》不是最好作品

  尽管出生在南京,但一岁就跟随母亲茹志鹃定居上海;尽管16岁插队落户远走他乡,8年之后又回归了这座城市,从此再未离开。因此,王安忆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海派文化的代言人,上海是她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,又在她笔下幻化出无限风光。1995年,王安忆发表了最富盛名的代表作《长恨歌》。此后十多年间被电影、电视剧、话剧轮番演绎,几乎家喻户晓。王安忆对弄堂女儿王琦瑶这一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,以及对市井百态、家长里短入木三分的描绘,来自于她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深刻体察。

  王安忆说,她小时候就住在淮海路思南路附近,对于淮海路有着特殊的感情与理解,“大的百货公司,就是所谓大众消费的地方,都在南京路,而在淮海路上都是现在所谓的‘旗舰店’,真正的流行、时尚都在这里。所以说,一个女孩子生活在这个地方,如果对时尚、潮流、物质没有抵抗力,就会很痛苦的。而我的抵抗力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,我们可以手搀手,在繁华的大街上逛着,看橱窗里的千变万化。”

  不过王安忆始终不认为备受追捧的《长恨歌》是她最好的作品,她一直对上海这块创作的“原材料”感到遗憾,“面对上海这么一个写作材料,我本人是有些遗憾的。它本身材料不够好。就像做衣服一样,要有一块好的布,才能过做出好衣服,这个东西不太好。上海这座城市历史太短,物质太多,人也因此变得不够浪漫。”她甚至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观点,希望“能用上海的材料来制造一个不是上海的地方”。这或许就是她之后为什么写了“走出上海”的《上种红菱下种藕》、《遍地枭雄》。

  张爱玲给五四运动“补缺”

  从最初写《小鲍庄》开始被定位为知青作家、寻根文学作家,《长恨歌》问世后,又被归为海派作家,成为上海文化的代言人。哈佛教授王德威曾专门撰文称,王安忆是继张爱玲之后,又一海派文学的传人。王安忆自认,的确和张爱玲有一些让人产生联想的地方,“首先都是写了上海,《长恨歌》被人们觉得是张爱玲走了以后的上海,还有一点很重要,我和她都是写实派。”

  同样被认为是张爱玲文学DNA的继承人,白先勇先生曾认为,张爱玲的文学创作绕过了五四新文化,新文化的那东西对她是没有影响。对于张爱玲这个绕不开的话题,王安忆则很谨慎地采用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子平的一个说法,“他说张爱玲和五四的关系是很紧张的,如果没有五四运动的话,张爱玲不会有今天的作品,因为她从五四里边汲取了很多养料,譬如说对人生的观照、批判。我觉得如果没有五四,那么她的东西就是和那些鸳鸯蝴蝶也就差不多。但倒过来讲,张爱玲也给五四补了一个缺,当时的作家、知识分子,对民间、对市民生活是持批判态度的,他们觉得民众等着他们来启蒙的,他们是不关心日常生活的。而张爱玲则恰恰非常关心日常生活,并且她是在日常生活里边找救赎的。”

  台湾地区主持人张小燕曾做客《可凡倾听》,她的妈妈与张爱玲有着亲戚关系。张小燕曾向曹可凡透露,有一次妈妈看了张爱玲的小说后,评价“这个东西没什么稀奇,就是我们家里那点故事,我也会写”。对于这个观点,王安忆直言,张爱玲的作品中确实写得是市民阶层的生活、日常生活,“但如果是别人写的话,我怀疑能不能写成张爱玲这样。她的作品里面有一种旷世的悲哀,这种旷世的悲哀谁给她的,不会是民国小说给她的,这是五四给她的。”

  “韩寒[微博]郭敬明[微博]是另一种体系,我不关心”

  除了作家的身份,王安忆还在复旦任教,或许有人觉得象牙塔里很枯燥,但王安忆很快乐,她在写作硕士班里教写作实践课,“我很喜欢这门课,我不像张爱玲这么悲观,我觉得很多事情如果你无法去改变,那就去做点小小的事情——去告诉你所能接触到的年轻人,文学是很有乐趣的。”

  谈到个人的阅读兴趣,王安忆说自己什么都看,或许是因为觉得虚构的最难写,她最喜欢看推理小说,首推仍是“阿婆”阿加莎·克里斯蒂。另外,琼瑶、王朔的小说,她也看了不少,对于王朔她有些可惜,“王朔小说写得很伤心,我很可惜他后来就不怎么太写了。如果能够让他继续保持一个写作状态,我觉得她会写出更好的小说。他已经写出了最好的小说,可是我觉得他还可以写更好的,或者更多的。”不过说起目前备受争议两位与上海很有渊源的青年作家,韩寒、郭敬明的作品,王安忆却称不关心:“他们是属于另外一个体系的东西,我不太关心。”她同样不关心的还有网络文学。尽管作家陈村曾预测,未来的文学大家或许就从网络作家中诞生,但王安忆对这种说法有所保留,“只是有可能,我觉得任何事物都是有周期的,包括写作,都是从无到有、然后由盛到衰。”

(责编: 大喻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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